铜锣湾劏房中的死亡
2012年8月3日，星期五，香港。
下午一点左右，香港警方的报案中心接到了一通电话。打电话的男人情绪激动，声音颤抖，夹杂着喘息声。他的一句话就是：“我杀了我老婆。”随后，他报出一个地址——铜锣湾京士顿街二至四号，京士顿大厦。
警方半个小时内就赶到了现场。
事发地位于铜锣湾最繁华的商业区，距离崇光百货几百米，距离维多利亚公园也只有一条马路。
街道上永远人潮涌动，旅行团、上班族、买菜的老人，在八月初的酷暑里各自奔忙。
但在这条街边一栋不起眼的旧楼里，在被隔板切割成若干个逼仄格间的劏房（香港粤语中指类似于群租房的出租房，每间约3-8m²）中，一个三十岁的女人躺在床上，奄奄一息。
这名女子叫赵健玲，广东云浮人，她的面色青紫，颈部有明显的淤青和掐痕，正在逐渐丧失生命体征。她被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抢救，但为时已晚。医生宣布死亡。
报警的男人出奇地平静，没有反抗，没有逃跑，安安静静地跟着警察走了。他叫梁广亮，同样三十岁，来自广东云浮。他是赵健玲的丈夫，两人结婚不到一年。
尸检报告显示，赵健玲的颈部有清晰的手指施压痕迹，符合人手扼颈的特征；面部呈现窒息死亡的典型表现。法医推断，窒息过程持续了大约四到五分钟。
警方在案发房间外楼道的垃圾桶里发现了一些物品：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，以及若干成人性玩具。经查证，这些物品均为梁广亮所购买。它们被丢弃在垃圾桶里，像是被匆忙处理。
在香港最昂贵的地段、最逼仄的空间里，一名年轻女子被她的丈夫掐死。在这桩命案的背后，藏着两段婚姻、两段婚外情、一段跨越十五年的纠葛，以及一个时代留给普通人的深深烙印。
一个时代的横截面
要理解赵健玲的人生，必须先理解她所处的那个时代。
1998年，赵健玲十六岁，初中毕业，没有考上高中。在那个年代广东云浮的农村，孩子能念完初中已属不易，她选择了和二姐一样出去打工。
这是改革开放的第二十年。随着南方制造业的快速扩张，深圳、东莞、广州的工厂开始大量吸收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劳动力。流水线上，随处可见十六七岁的年轻人。
1998年的深圳已拥有数百万人口。作为连接内地与香港的枢纽，罗湖口岸昼夜运转。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在这里过境——做生意的、探亲的、走私的水客，以及庞大的打工人群。以罗湖桥为界，这一头是内地的工厂区，另一头则是供需两旺的香港。
对当时的许多内地人来说，香港意味着更好的生活，是"现代都市"四个字最具体的模样。这种印象，大多来自TVB剧集和港产流行文化。《创世纪》《大时代》等剧在荧幕上铺开一个高度现代化的样板社会：富豪住在半山豪宅，西装笔挺的专业人士进出中环写字楼，就连普通市民也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一间像样的房子。镜头里的香港朝气蓬勃、秩序井然、机会遍地。
彼时内地城镇家庭人均年收入约5500元，农村不到2200元；而香港普通家庭的人均年收入在6.35万至6.54万港元之间，差距是十几倍甚至几十倍。向往香港，本质上就是向往一种更体面、更富足的生活。
在地理和文化都更贴近的广东，这种向往格外炽烈。可当时赴港通行证名额有限、审批严格，在为数不多的合法路径里，嫁给一个香港人，几乎是最直接的一条。通过婚姻申请定居，连续住满若干年便可获得香港居民身份，从此便可享有公共医疗、子女免费教育、特区护照免签等种种待遇。
于是，和香港人交往、结婚，成了一部分内地女性改写命运的现实选择。为了认识香港男士，一些年轻女孩在深圳热门的卡拉OK和夜总会，做起了包厢服务员。
16岁的赵健玲，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推开了深圳一家卡拉OK厅的大门。
云浮女孩
赵健玲，1982年9月出生于广东省云浮市的一个农村家庭。
云浮，地处广东省西部，是广东最年轻的地级市。它的名字来自城区附近的云雾山，听起来颇有几分诗意，但现实中的云浮，是一座以石材加工和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小城，在广东省的经济版图中长期处于末位。
赵健玲出生的那个村庄，位于云雾山的一处山坳里，她的父母都是农民，靠种地和养些家禽勉强维持生计。
赵家有六个女儿，赵健玲排行第三，家里人都叫她“三妹”。在那个年代的农村，没生儿子的家庭，承受着传统观念带来的巨大压力。
赵健玲小时候就活泼好动，性格外向，甚至有些顽皮。她剪着短发，不爱穿裙子，喜欢和男孩子们一起玩耍打闹，在村里的孩子群中算是个“假小子”。她的学习成绩平平，但人缘不错。
小学四年级那年，班里转来了一个新同学梁广亮。梁广亮比赵健玲小几个月，家境比班里大多数同学好得多，是父母的独生子，被宠着长大。
两个孩子很快成了好朋友。在那个没有手机、没有互联网的年代，小学同学之间的友谊是非常简单的，一起上学放学，一起在田埂上追逐打闹。
1995年夏天，赵健玲小学毕业，去了镇上的初中念书。梁广亮则随父亲迁居外地，在另一个城市上了初中。两人就此分别，彻底断了联系。而十年后，他们将以另一种身份重逢。
1998年，赵健玲初中毕业，没有考上高中。对于一个云浮农村的女孩来说，留在村里务农是大多数同龄人的归宿，但赵健玲不甘心。她的二姐已经在深圳打工，带回来的消息和钱，让全家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。
那年夏天，二姐带着赵健玲，坐上了去深圳的长途大巴。
对一个没出过云浮的十六岁女孩，这座城市的一切都是陌生而刺激的：高楼、霓虹、车流，还有操着各种口音的陌生人。赵健玲长相明艳大方，身材也好，很快找到了工作，在一家卡拉OK厅担任包厢服务员。
这份活儿不只是端茶倒水。她要陪客人唱歌、喝酒，在包厢里撑起一种轻松热络的氛围，让来消费的人觉得宾至如归。
90年代末，深圳的卡拉OK厅是一种特殊的社交场所：生意人在这里谈合作，有钱人在这里消遣，一些香港过来的男人在这里物色情人或者女友。
赵健玲每天见到的都是出手阔绰的有钱人，慢慢地，她开始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员。
1998年年底，一个香港男人走进了赵健玲服务的那间包厢。
郑先生
他姓郑，名字在后来的报道里被隐去了。
郑先生是香港商人，做扎铁生意，也就是建筑工地上的钢筋绑扎。他比赵健玲大十五岁，1998年那会儿三十出头。他的家境殷实，读过大学，毕业后进了建筑这一行，一点点把生意做了起来。说“富商”也许有点夸大，但他对于当时大陆的收入水平来说，确实是个有钱人。
那天，郑先生和几个朋友到深圳消遣，在卡拉OK厅里一眼就看中了年轻、漂亮、活泼的赵健玲。郑先生开始追求她，追求的方式是那个年代那种场所里最常见的套路：给大额小费、发短信、约吃饭、送礼物，时不时嘘寒问暖几句。
不到一个月，两人就在一起了。郑先生在深圳给她租了三室一厅的公寓，每到周末都从香港过来陪她，给她带来名牌的化妆品和服饰。赵健玲的一切生活开销都由他承担，还有额外的零花钱。
两人同居了将近两年，关系融洽和谐。
2000年新年，赵健玲带着郑先生回了趟云浮老家，见了父母。
虽然这个男人比女儿大了十五岁，但他是“香港人”，光这三个字，放在当年的广东农村，就已经有不少分量。更何况他还有钱、说话得体、举止有礼，看上去是个靠得住的男人。赵家父母点了头，赞成两人的交往。
三年后，郑先生带着赵健玲赴港，见了自己的父母，商讨婚事，一切都很顺利。
香港的婚姻
2004年2月，22岁的赵健玲与37岁的郑先生在香港中环的某个教堂内结婚。
婚后，赵健玲以郑先生配偶的身份，开始按积分排期申请赴港定居的“单程证”（一旦获批并使用单程证前往香港定居，申请人必须彻底注销中国内地户口和内地居民身份证。在法律意义上，持证人将不再是内地居民，而是彻底转变为香港居民）。
根据当时的政策，内地居民与港人结婚后，通常需要等待四到五年才能获批单程证，进而换领香港身份证（非永久），才算是正式在香港定居；而正式定居后，还需在港连续居住满七年，方可申请永久居民资格。
在等待单程证获批的这五年内（直至2009年），赵健玲只能持“双程证”的探亲签注，在香港合法逗留。当时的探亲签注有效期通常为3个月或6个月，到期必须返回内地户籍地重新办理续签。这意味着，赵健玲虽然人住在香港，但每年必须回内地数次。这种频繁的过关往返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她日后经常逗留深圳的理由。
郑先生对赵健玲相当慷慨，赵健玲不需要工作，不需要操持家务以外的任何事情，衣食住行都由丈夫负担，每月还额外给她五千港元的零花钱。2004年前后，内地城镇职工的月均工资大约在一千二三百元人民币左右；即便在深圳，普通工人的月薪也不过两三千元。五千港元，在当时的购买力下，算得上丰厚。
婚后不久，赵健玲在一次体检中查出了卵巢良性肿瘤。郑先生安排她去香港知名的私立医院养和治疗，找了最好的外科团队的医生，施行微创手术。手术费用加上后续的治疗和康复，前后花了五万多港元。
赵健玲的父母得知此事后感激不已，此后每次见到女儿，都会反复叮嘱她：“好好跟郑先生过日子，早点给他生个孩子。”
但赵健玲始终没有怀孕。关于不孕的原因，资料中没有明确说明。赵健玲自己似乎一度认为问题出在郑先生身上。
赵健玲在婚后并不快乐。
这种不快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首先是年龄和背景的巨大差距，郑先生比她大十五岁，受过良好教育，平时忙于工作挣钱。赵健玲初中毕业，由于身份限制，她无法在港合法工作，也没有太多社交，生活圈子基本局限于与郑先生的小家庭内部。长期下来，两人之间缺乏共同话题，日常对话往往流于平淡。
赵健玲得到了她以为自己想要的东西——生活在香港、有钱丈夫、衣食无忧，却发现这些东西并没有带来快乐，反而让她觉得很空虚。这种空虚，在没有孩子、没有工作、没有朋友、没有事情可做的日子里，一天天地膨胀，最终导致了她的婚外情。
重逢
2005年春节，赵健玲独自回到云浮老家过年。
春节是农村最重要的社交季节。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赶回家乡，平日冷清的村庄突然热闹起来，亲戚串门，朋友聚会，牌桌从早摆到晚。赵健玲在家里待了几天后，参加了一次小学同学聚会。
就是在这次聚会上，她与梁广亮重逢。
十年不见，二十三岁的赵健玲，已经是香港阔太太，穿着打扮和气质，与村里的同龄人截然不同。而梁广亮二十二岁，正在广州星海音乐学院读大四，个子高挑，相貌清秀。聚会那天，他抱着一把吉他，当众弹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嗓音浑厚而富含深情。
赵健玲被吸引了。这样的吸引力是生理性的，与她和郑先生之间那种基于经济依附的“婚姻关系”完全不同。梁广亮年轻帅气、有才华、有激情，是一个能让她心跳加速的人。聚会一结束，赵健玲就主动找上了梁广亮。两人去了一间酒吧，喝了几杯酒，趁着酒意，当晚发生了关系。
梁广亮明知赵健玲已经结婚，仍然不加掩饰地表达了对她的感情。他想和她维持一段长期的关系。赵健玲了解郑先生，知道他不太关心她的私生活，也不太会起疑心。她只需要小心一些，这段婚外情就不会被发现。
两人的秘密恋情就这样开始了。
2005年夏天，梁广亮从音乐学院毕业，来到深圳谋生，在福田区一家主打爵士乐的高端酒吧当驻场歌手，收入颇丰。这样一来，两人之间的物理距离大大缩短了。
赵健玲开始频繁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，过上了东食西宿的生活。她工作日在香港陪郑先生，周末借口去深圳见朋友，约会梁广亮。梁广亮在深圳租了一套不错的公寓，两人在那里共度了许多个周末。
郑先生始终没有发现，当然也有可能是他选择了不去发现。这段婚外情持续了整整一年。
然后，在2006年，一个意外发生了。梁广亮因为吸食冰毒和非法持有毒品，被警方抓获，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。
这意味着，在接下来的四年里，赵健玲将无法见到梁广亮。这个作为她婚姻调味剂的男人，突然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。
赵健玲失去了她的情感寄托，但她并没有因此在郑先生身边安稳度日。恰恰相反，梁广亮的入狱在她的情感生活中留下的空洞，她选择用另一个男人来填补它。
出租车司机
2007年夏天，赵健玲因为双程证到期，回到云浮老家办理续签手续。证件办理需要时间，她在云浮住了下来。
就是在这段等待的日子里，25岁的她认识了张立文。
张立文，云浮本地人，比赵健玲大两岁，是一名出租车司机。他已婚，有一个孩子，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城镇男人，虽然他的长相还可以，但既没有梁广亮的音乐才华，也没有郑先生的事业和财力。
两人相识后，关系发展迅速。对于张立文而言，赵健玲是一个“从香港来的女人”，这个标签在那个时代的内地小城里，自带一种光环。她形貌俱佳、气质出众，见识过繁华，与云浮当地的年轻女性有着明显的不同。这样的女人对他示好，张立文根本无法抗拒。
而对赵健玲而言，当时的张立文不过是梁广亮缺席之后的一个替代品。两人每月见面数次。张立文从云浮到深圳，赵健玲从香港来深圳。这种跨城的约会模式，在那个年代的深港广三地之间并不罕见。
然而，赵健玲怀孕了。
孩子是张立文的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赵健玲与郑先生多年未能受孕，在生育孩子方面已不抱希望。赵健玲的肚子越来越大，已经无法遮掩。
2008年底，赵健玲找到郑先生，坦白了一切：她有了外遇，对象是一个内地的出租车司机，现在她怀了他的孩子，想要离婚。
郑先生的反应出乎她的意料。他说他不要离婚，可以接受赵健玲的出轨，接受那个不属于他的孩子，甚至愿意让孩子叫他“爸爸”，把孩子当作亲生骨肉来养。
这个决定背后的心理动因，外人很难得知。
无论原因是什么，郑先生的包容让赵健玲打消了离婚的念头。她舍不得郑先生提供的优渥生活条件，也害怕离婚后失去正在进行中的居留申请资格。
2009年5月，赵健玲在香港一家私立医院生下了儿子，出生证明的父亲一栏填的是郑先生的名字。但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，她没有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，而是把他交给了生父张立文抚养。也是在这一年，赵健玲拿到了香港居民（非永久）的身份。
张立文的妻子无法接受丈夫和外面的女人生了孩子，主动提出了离婚。离婚后，张立文带着儿子从云浮搬到了深圳，就是为了离赵健玲更近一些。他的心里始终怀着一个念头：终有一天，他和赵健玲会结婚，组建一个真正的三口之家。
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在赵健玲的情感排序里，他只是一个过渡，一个在真爱缺席时勉强可以填补空白的人。
四角关系
2010年5月，梁广亮刑满出狱。在度过四年的牢狱生活后，他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赵健玲。
赵健玲同样急切。在她后来对家人的讲述中，梁广亮是她“唯一真心爱过的人”。对她而言，似乎郑先生是生活保障，张立文是替代品，而梁广亮，是那个让她感到活着的人。
两人在梁广亮出狱后迅速复合。
至此，赵健玲的生活达到了一种畸形的"平衡"状态：周一到周五在香港陪郑先生，以妻子的身份维持着那段名存实亡的婚姻，等待永居资格的最终批准；周末去深圳，周六去张立文家看儿子，周日与梁广亮相聚。赵健玲以极高的时间、精力和情绪管理能力，维持着两城三地、三种截然不同的关系。
但梁广亮很快打破了这种平衡。
郑先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他的性格、年纪（四十出头）以及外人无从知道的心理状态，让他选择了消极的容忍。张立文不是赵健玲的丈夫，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约束力，他只能以一种卑微的姿态，等待着赵健玲每周的探访。
梁广亮则不同。他的占有欲极强，这一特点在两人早年的相处中就已有端倪。经过四年牢狱生活的压抑和隔绝，他对赵健玲的感情在出狱后变得更加炽烈，不能容忍赵健玲与任何其他男人有接触。他反复要求赵健玲和郑先生离婚，和张立文断绝关系，只和他一个人在一起。
赵健玲做出了部分妥协。她减少了与张立文的往来，只保留了定期去看儿子。张立文后来接受采访时也证实，自赵健玲与梁广亮复合之后，两人之间确实不再有亲密关系。但赵健玲没有与郑先生离婚，至少当时没有。
2011年夏天，梁广亮在深圳一家酒吧重新找到了驻唱工作。凭借出众的嗓音和舞台表现力，他很快在当地小有名气，偶尔还会接到商业演出的邀请，月收入达到两万元以上。他每月也给赵健玲五千元零花钱，与郑先生每月给她的五千港元对等，仿佛是一场无声的竞争。
梁广亮的经济条件大为改善，赵健玲也于两年前拿到香港居民身份（非永久），婚姻的破裂不会剥夺她合法居留的权利。所有的后顾之忧都已解决。2011年9月，赵健玲向郑先生提出了离婚。
消息传回云浮，赵家上下一片哗然。父母和姐姐们轮番劝阻：郑先生有房有钱有责任心，对你那么包容，在你出轨生子之后都没有抛弃你，这样的男人到哪里去找？梁广亮是什么人？吸过毒、坐过牢，一个酒吧驻唱歌手，有什么资格和郑先生相比？
(中间两位是赵健玲的父母，左右是赵健玲的两位姐姐)
赵健玲听了所有人的劝告，仍然摇头。她说，她要嫁给自己爱的人。2011年12月，赵健玲与郑先生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。同月，她与梁广亮在香港登记结婚。
二婚生活
赵健玲搬出了郑先生的公寓，跟随梁广亮住到了深圳。
朝夕相处后，梁广亮的另一面开始暴露。在此之前，两人的相处模式是"约会式"的，每次见面时间有限，少则一夜，多则一两天，激情掩盖了一切。如今24小时共处一室，舞台上那个魅力四射的歌手，关起门来变成另外一个人。
他脾气暴烈，动辄失控。最令赵健玲难以忍受的是，梁广亮在性事上有特殊的癖好，并且以强迫的方式要求赵健玲配合。如果她拒绝，等待她的就是暴力殴打。赵健玲向家中二姐赵建英哭诉：“他经常强迫我做变态的事，我不顺从，他就打我。”二姐建议赵健玲尽快离婚。
后来庭审中披露的案发现场物证——治疗男性功能障碍的药物和各类成人性玩具，似乎可以佐证这一点。
仅仅共同居住了一个月，赵健玲就以需要回香港办理永居手续为由，搬出了深圳的出租屋。她租下了铜锣湾京士顿大厦的那间劏房，独自居住。她的逃离虽然不彻底，但至少拉开了物理距离。梁广亮留在深圳，每周来香港看望她，但每一次见面，几乎都以争吵告终。
梁广亮的疑心从赵健玲搬走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放大。他认为，赵健玲在上一段婚姻中出过轨，还曾经周旋在三个男人之间，现在她独自住在香港，谁知道她在做什么？
他每天给赵健玲打十几个电话，不分白天黑夜地查岗，经常不提前通知就突然出现在劏房门口，还会翻查她的手机和行踪记录。
2012年3月，两人的矛盾升级了。
赵健玲回云浮老家，既探望家人，也去看了当时在云浮的儿子，不可避免地与张立文短暂见面。梁广亮得知后，疑心大起，连夜从深圳赶到云浮，强行把赵健玲带回了深圳。
二姐赵健英奇怪妹妹的不告而别，第二天一大早就和丈夫一起从云浮赶到深圳，找到了梁广亮的出租屋。
他们敲门没人应，二姐夫心急之下直接把门踢开了。进门后的场景让他们倒吸一口凉气：梁广亮不在，赵健玲一个人躺在屋里，浑身是伤，脖子上的深紫色掐痕清晰可见。赵健玲看到姐姐，立刻哭了出来，她说自己昨夜被梁广亮扒光了衣服毒打。
二姐再次劝她离婚，但赵健玲很犹豫。她觉得刚结婚几个月又离婚，被人知道太丢人，“我为了他放弃了郑先生，如果现在离婚，岂不是证明我当初的选择是错的？”
二姐将赵健玲送回了香港，自己返回老家。二姐刚到家，就收到了梁广亮发来的短信，语气充满威胁，叫她不要多管闲事。
2012年6月，矛盾又一次升级。
赵健玲和梁广亮回云浮探亲，在赵健玲的娘家因为一些小事发生了争执。梁广亮勃然大怒，就在赵健玲母亲的面前，一把抓住赵健玲，想把她摔在地上。赵母吓得冲上去拼命拉开，费了好大劲才让他松了手。
这次事件彻底摧毁了赵健玲对这段婚姻的最后一丝幻想。她对家人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不想跟他过了。”
2012年7月，赵健玲为梁广亮以及儿子申请多次往返香港的通行证。二姐回忆：“工作人员说，每次只能给一个人办理申请，那三妹肯定是先给儿子办，谁知道梁广亮立刻大发雷霆，死活非要连自己的一起办，吓得三妹马上跑回了乡下老家。”
在知道赵健玲躲回老家后，梁广亮给赵健玲的母亲发去威胁短信：“我打算炸掉你的房子”，“把你家的猪给毒死”。在家躲了一段时间之后，赵健玲回到香港，准备起离婚手续。
赵健玲铁了心要离婚，梁广亮陷入疯狂。
8月2日，他气愤赵家人支持赵健玲和他离婚的态度，再次发短信威胁赵母“我们无所谓你还搞破坏……”“现在我和三妹只有两个结果：一是好好相处生活，二是给人害死我们。”
同一天下午，他又给张立文发了数条短信，警告他“不要搞我老婆”，否则“你会付出一辈子血的惨痛代价”；并声称自己为了她袭警、打人，坐过牢（资料中没有说明具体的事情，猜测是治安或行政处罚），吃过很多苦，两人从小就是好朋友，后来做了夫妻，感情一直很好。
梁广亮把自己包装成深情付出的丈夫，指责张立文是他婚姻的外来者，全然忘记了是他自己一开始就选择与一个已婚女人纠缠，是他自己在婚后用暴力逼走了妻子。
赵健玲在收到母亲转发的威胁短信后，打电话质问梁广亮。梁广亮要求在8月3日和她见面。为了让赵健玲答应见面，他说会带着自家的三位亲友一同前来，和她好好商量离婚的事情。
赵健玲同意了。之后，她又打电话给张立文：“明天梁广亮会来香港找我，我很害怕，你能不能来陪我？”
她还告诉他：如果能顺利离婚，她打算和他结婚，一起抚养儿子。这句话对张立文而言是等了多年的梦想。他没有犹豫，当天就从深圳过关来到了香港。
8月2日夜，张立文在赵健玲的劏房里过夜，两人在那间逼仄的房间里，度过了最后一个共同的夜晚。
赵健玲告诉他，只要梁广亮签字离婚，他们就能开始新的生活。张立文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希望，他以为自己终于要和赵健玲成为一家人了。
8月3日早上，两人一同走出劏房。11点左右，张立文把赵健玲送到了车站，看到梁广亮确实是和三个亲友前来，便放了心。他独自返回了深圳。
他不知道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赵健玲。
死亡
梁广亮一行人与赵健玲在车站碰面后，梁广亮很快支走了三位亲友，独自带着赵健玲回到了铜锣湾的那间劏房。
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发生了什么，完整的真相已经永远无法还原，因为另一个当事人已经无法开口说话，只剩下梁广亮一个人的叙述，而他在不同时间点给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。
第一个版本，是他在投案自首时对警方的供述：两人在劏房内讨论离婚事宜，赵健玲态度坚决，坚持要离，并说了一句让他彻底崩溃的话——“离婚以后，我要嫁给张立文。”他听到这句话，瞬间失控，伸手掐住了赵健玲的脖子。赵健玲拼命挣扎，但无法挣脱，最终倒在床上，失去了意识。他叫她，没有回应，便打了报警电话。
第二个版本，是十几天后他在警方第二次审讯时给出的：他声称案发前赵健玲说脖子不舒服，他帮她按摩，按摩过程中两人因离婚问题再次争执。赵健玲突然拿出一把水果刀，抵住他的脖子，说：“我不想跟你过了，我要离婚，和张立文在一起。”他被激怒，失控之下“失手”掐死了她。事后，他把那把刀和房间里的性玩具、药物一并处理掉了，然后报警。
两个版本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：第一个版本里，掐死赵健玲是他主动为之；第二个版本里，赵健玲持刀威胁在先，他是被逼到极限才失手。
然而，警方在案发现场没有找到任何水果刀。梁广亮解释说他事后把刀处理掉了，但一个已经主动报警自首的人，为什么要专门毁掉一件能够证明自己是出于自卫的证据？这个逻辑上的矛盾，始终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。
法医的检验结果是冰冷而精确的：赵健玲死于机械性窒息，施力部位集中在颈部两侧和前方，符合双手扼颈的特征。窒息过程持续四到五分钟，她的脑部因长时间缺氧遭受不可逆损伤。
在作案的时间段内，没有邻居报告听到争吵声，没有人出来查看，没有人报警。这是香港劏房生活的普遍法则：你不知道隔壁住的是谁，墙那边传来的任何声音，你都选择当作没有听到。
审判
2014年3月5日，赵健玲遇害近两年后，案件在香港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。
控方以谋杀罪起诉梁广亮。在香港沿用的英国普通法体系中，谋杀罪的成立要求证明被告具有“蓄意杀人或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的意图”。
控方的论点是：梁广亮扼住赵健玲的颈部长达四到五分钟，在这整个过程中她一直在挣扎，他清楚自己的行为将导致什么后果，却仍然没有停手。这一点足以证明他具有致死的意图。
辩方的策略是将指控从谋杀降为误杀——被告在受到对方强烈挑衅的情况下，情绪极度失控，丧失了自我控制能力，从而导致了致命行为。
辩护律师着力强调两个方面：第一，赵健玲长期的情感不忠对梁广亮造成持续性心理创伤。第二，案发当天赵健玲宣布要嫁给张立文的那句话，构成了直接的情绪引爆点。第三，赵健玲先持“水果刀”威胁梁广亮，梁是被逼至失手杀人。
梁广亮在法庭上的表现经过了精心的设计。
他对法官说：“我真的很后悔，当时冲动行事，结果家里什么都没有了。”他声称自己深爱赵健玲，把她当作一切。他精心选择话术，一直避免说“我杀了她”，而说“我失控了”。
他同时也在法庭上不断抹黑死去妻子的形象：他说赵健玲好赌成性，爱打麻将，不愿意工作，频繁出入内地与情夫见面；她花他的钱，还向前夫郑先生、情夫张立文索取钱财；她脾气暴躁，吵架时会拿尖锐的东西伤人。
这套策略有着清晰的辩护逻辑：将受害者的道德形象拉低，以反衬施暴者的“忍耐”和“付出”，将最终的暴力行为包装成长期积压之后的一次性崩溃——不是蓄谋已久的杀人，而是被逼到绝路的失控。
2014年3月10日，陪审团退庭商议。
本案的陪审团由七名男性组成。这一细节在事后的许多讨论中被反复提及——七名男性陪审员，审理一桩丈夫杀妻的案件。
香港的陪审团成员是从合资格选民中随机抽取的，性别构成并无法律限制，本案的全男性陪审团是随机抽选的结果。
七名男性商议了整整五个小时，最终裁决梁广亮谋杀罪名不成立，误杀罪名成立。理由是控方未能提供充分证据，证明梁广亮存在蓄意杀人的意图；被告在案发后第一时间主动报警自首，没有试图逃跑或掩盖行为。
根据香港法律，误杀罪的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，但实际量刑依据案件具体情节而定。法院综合考虑了梁广亮的自首情节、在接受误杀定性后的认罪态度，以及法庭上的悔意表达，最终判处其八年有期徒刑。
余波
判决宣布后，赵健玲的母亲在法庭外痛哭失声。她对着媒体的摄像机反复说着同一句话：
“杀人要偿命，他有前科的人，怎么只判了八年？”
张立文和当时只有3岁的儿子也参加了庭审。他征得赵家人的同意，将赵健玲的骨灰带回了云浮安葬，葬在了她出生长大的那片土地上。张立文说他打算百年之后，与赵健玲合葬。
（赵健玲的两个姐姐、三岁的儿子以及张立文）
一个女人，活着的时候在三个男人之间辗转，死后，可能是那个她从未真正爱过的男人，将她的骨灰带回了故乡。
按照八年刑期推算，梁广亮大约在2020年前后刑满释放，出狱时大约三十八岁。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，他凭借唱歌的才华，出狱后尝试从事网络直播等演艺相关工作。
时代轰隆向前，维多利亚公园外的街头依然人潮涌动，旅行团和上班族如潮水般聚散。只有云浮大山里的老母亲，和一个永远失去了母亲的孩子，被长久地留在了2012年8月3日的那场噩梦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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